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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陈恪从没想过独吞东川的铜矿,这是在大理的地盘上,段家和高家两大地头蛇的夹缝中,若是光让他们眼红吃不着,肯定要出大事的。
何况限于开采技术和人手,在几百年时间内,东川的铜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根本开采不完,让他们帮忙为大宋挖铜也是好的么。
而且他并不担心,他们会威胁到宋朝的货币安全。因为宋朝各种年号的‘大宋通宝’,是大理唯一的流通货币!
这并非宋朝强加给大理,而是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前面说过,大理的商品十分丰富,刀剑、甲胄、良马,都是广受欢迎的热销货,内部的商品流通也很发达。商品流通离不开货币,而大理国一直就有铜矿存在,可他们却一直受困于通货不足的窘境。
因为大理是真正的封建社会,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有绝对的权力。所以除了段家所铸的‘通宝’之外,高家和杨家也都曾设场铸币,但是三家互不承认对方的铜钱。而且他们的技术、铜质都不过关,同一种币值还大小份量不一,所以铸造的铜钱不能当作货币流通,只能按铜的份量作价使用。
结果唯一受三家承认、能在大理流通的货币,反而是通过贸易顺差流入大理的大宋通宝……使用宋钱做硬通货,大理并非个例,大宋周边的日本、朝鲜、交趾、蒲甘等一系列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乃至貌似强大的辽与西夏,也摆脱不了本国钱币不如宋钱坚挺的怪现象。
陈恪很容易理解这种情况,因为后世的美元就是如此,而且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的美元。因为宋朝的经济强势地位,各国间贸易的结算,都不约而同的使用宋钱。当然宋钱也确实有其过人之处,比如造型优美、不易被仿制等……当然不易被仿制也是相对的,如果仿制的主体是国家,被仿制也是难免的。
不过没关系,因为贵金属货币的好处,就是不怕伪造,只要它分量足,民间就认,分量不足,民间就不认,也不会损害宋钱的名声——因为宋朝的声望实在太高了,大家理所当然的认为,宋钱是最好的,不好的都是仿造的。
这就出现了奇异的景象,像辽与西夏那样的大国,尽管在军事上轻视宋朝,但在官方铸币时,竟会大量铸造宋朝的通宝,至于本国钱币,却只少量铸造,撑撑门面而已。而大理、日本这些国家,更是彻底停掉本国货币,将宋钱作为本币。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没有‘铸币权’的意识,仅仅因为宋钱是国际结算的唯一货币,便将一国币权拱手相让。如果宋朝人足够聪明,完全可以把持整个亚洲的经济大权,通过大肆铸币,让整个亚洲为自己的通货膨胀买单……
可惜,宋朝治国的儒生们,根本没有这份眼光智慧,相反,他们只看到宋朝因贸易逆差而流失的铜钱,高达千万贯,造成严重的钱荒。因此明令禁止铜钱出境。比如《宋刑统》中就明文规定:‘诸将铜钱入海船者……十贯流二千里,从者徒三年!’
当然,这个规定早已形同虚设。但你如何指望他们的榆木脑袋,能想到去主动的利用手里的超级铸币权,让亚洲各国成为大宋的打工仔?
好在现在有了陈恪,他自然要让宋钱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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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恪早为两家预备好了矿区,他将东西两片距离东川最远的矿区,划分给了段家和高家。这两片矿区的铜储量并不低,只是运输麻烦了点儿,但这不是陈恪操心的问题……
对段、高两家而言,得到的矿区紧邻自家领地,也是不错的结果,所以都没有意见……只是一想到,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现在竟要靠别人施舍,两家难免有些凄凉。不过他们别无选择,因为挖出来的铜矿,需要通过红水河外运,在广南西路梧州钱监铸币,才能变成大宋通宝。
如果铜矿运不出去,也只是一堆破铜烂铁,一文不值。
红水河在陈恪手中,就掐住了他们的命脉,让他们不得不乖乖与朝廷合作。
最终,两家与红水河河道衙门、广西梧州钱监订立五年合同,每年运输五百万斤铜锭铸成大宋通宝,一半归两家所有,一半归朝廷。
但在实际生产中,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将铜矿石,锻炼成合格的铜锭。只能将开采的矿石粗选后,运到东川城的炼铜场,求汉人帮忙冶炼铜钱。但炼铜场接自家的单,就已经忙不过来,哪有功夫伺候他们?
所以两家只能加钱求插队了。结果,这样层层盘剥下来,两家只能获利两成,不得不将大头奉给朝廷。也算提前一千多年,尝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痛苦……
不过就这样,两家也甘之若饴,毕竟数额太大,获益还是十分可观的。杨家也坐不住了,杨义贞亲自跑到东川城,求陈恪也给自家个受剥削的机会。奉行‘均衡政策’的陈大人,自然一口答应。
到了嘉佑四年,竟然一半以上的铜矿石,都由三家提供,他们所征发的矿工,最多时超过十一万人……当然,段家只有一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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