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写了十个小时,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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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中的圣人之语,都是微言精义。微言精义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信息量太少,以至于无法精确的把握真意。
尤其是讲儒家世界观、思想观、善恶观、方法论的《中庸》、《大学》,更是玄之又玄。
比如中庸第一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学问浅的人,看了都是一头雾水,学问深的人则有自己的理解,且不尽相同。
是以虽然有圣人经典在前,人们仍无法精确把握儒家的哲学思想,便需要有人来译注经典,为圣人和凡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朱熹定《四书》,作《章句集注》,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朱熹以此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思想体系,终于完成了宋儒的夙愿。儒家哲学也终于登上了顶峰,成为整个国家读书人的共同思想,继而成为整个国家的集体意识。从骨子里改变了中国人。
单从这一点说,朱子确实了不起。
陈恪对《四书》的诠释,便完全仿照朱子的体例,甚至内容也以朱子的《四书章句》为主体。但是在最根本的世界观上,他却动了手脚。
因为朱子的一套,原是极好的,只是在世界观上出了岔子。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所以儒家思想越到后来,就约成为‘禁锢思想、阻碍科学发展’的罪魁。
在世界观上,程朱理学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
在朱熹的认识里,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根柢和枢纽,是决定一切和派生一切的精神实体。也就是所谓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从太极中来的。
那么如何认知这个太极呢?朱熹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当你一旦通理,便明白了太极,自然尽知天下万物万事,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
那么这个‘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朱子说,呃,直接告诉你印象不深,用处不大。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想……
好吧,那如何去认识这个理?
这次朱子告诉你了,须得‘格物穷理’!
‘格物致知’是儒家大学之道的基石。
在先秦时代‘格物致知’这句话,大概并不是特别深奥的语言,故而用不着做什么解释。
但是汉代以降,由于文化断层等原因,人们对它的解释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由此导出的方法论,也就千差万别。
朱熹将‘格’解释为推究、穷尽的意思,所以朱子之学的方法论,就是穷理。
那么如何穷理?朱子说了,就是多读书讨论、应事接物。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读书,读什么书?儒家经典。因为儒家把孔孟当成掌握了道的人,或者说孔孟就是道。他们追求的便是‘孔孟之道’。
所以理学的格物穷理,说白了,就是去多读圣贤之书,体悟所谓的圣贤之道。
如果仅是修身齐家,这倒也无妨。因为圣人乃万世师表,照着学肯定没错的。然而儒家是入世的,还要治国平天下的,得解决人世间产生的具体问题,比如国家的财力枯竭,比如治理黄河、比如如何去应对外敌。
这就出事儿了。后人都知道,每个问题都要具体分析,在现实中寻找解决的办法。
而且很多时候,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出现的, 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必须要不断创新才行。比如在春秋时,还是井田制的小国寡民,生产关系与后世完全不同,当时圣人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放在宋朝来看,就已经完全过时了。
何况,就是在春秋时期,孔夫子那套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了。拿着那套在春秋行不通的东西,放在千年以后,难道就能行得通了?
程朱理学的谬误之处就在这里。他们罔顾事实,不在现实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古人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什么事都要看古代先贤是怎么解决的,然后照搬就是。
这一套显然是行不通的。
朱熹陷入到这个怪圈中,无可厚非,因为他终究不是老子、孔子、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真圣人,只能算是大学问的贤人。
他无力开辟出正确的世界观,自然也就发展不出正确的方法论。他的世界观,其实是来自于周敦颐,而周敦颐的理论根基《太极图》,是源自陈抟老祖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而‘太极’玄之又玄,根本就是不可认知的,所以他研究来研究去,都究不出这个理之所在。最后只能借用了佛家的那套修行方法。因此理学其实是糅杂了佛道的实用主义儒学。这就注定了它会沾染上佛道的消极主义和封闭主义,最终变成一种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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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恪要做的,便是树立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回到《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陈恪的解释为‘理性是人类的天性,通过理性的思考,可以发现道,圣人以此探求大道以教化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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