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流逝没有先后顺序，在君士坦丁堡出现了著名的“卡利斯案”的同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正筹划着将新进上位的波杰布拉德的伊日·格奥尔格赶下王位。
胡斯派算是最早的天主教异端，爆发的胡斯战争是捷克人民民族主义思想抬头的表现，但可惜的是，早期为了反对罗马教廷而创建的胡斯教会在创始人胡斯被罗马教廷烧死后，其后继者在斗争过程中分裂，一派称为圣杯派，是大地主、大贵族、高级教士组成的，一个个都是有家业的人，在经过好一番战争后已经不愿意再打了，于是就联合罗马教廷打压另一派称塔博尔派，这一派主要由底层民众、小手工业者、小贵族、低阶教士组成，塔博尔派的人员无权无势，又没有经济来源，依靠这次战争想要改换门庭，改变出身，成为统治阶级，而圣杯派的就只是单纯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喝，想要引起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注意，在达到目的后，自然不愿意和塔博尔派的这群光脚农民站在一起，就这样，轰轰烈烈的胡斯运动戛然而止，
战后，掌握大权的圣杯派自然是春风得意，波杰布拉德的伊日-格奥尔格作为圣杯派的领袖，被波西米亚的贵族们推为摄政王，而后在拉斯洛的承诺下成功登上了波西米亚的王位，成为现如今神圣罗马帝国名下的三顶王冠-德意志国王、意大利国王（罗马人的国王）、波西米亚国王的拥有者之一，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位仅次于皇帝，
骤登高位，格奥尔格是高兴了，可是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来说，这简直就是不可接受的，从拉斯洛的父亲阿尔布雷希特二世手上传下来的王位被拉斯洛就这样拱手让人，这让腓特烈三世非常不满，在他看来，波西米亚王位应该是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格奥尔格既没有得到腓特烈三世的册封，也没有得到罗马教廷的允许，腓特烈三世当然可以不承认拉斯洛做出的承诺。
也确实，从很早开始，腓特烈三世就在筹划战争，时至如今，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准备就绪，腓特烈三世要将波西米亚的王冠从格奥尔格处抢过来，并将他戴到自己的头上，别的不说，腓特烈三世对哈布斯堡家族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奠基的人物，哈布斯堡家族就是从腓特烈三世开始垄断皇位，并逐步壮大的。
纽伦堡皇宫，腓特烈三世在这里看着骑士们源源不断的到来，
纽伦堡地势四通八达，位于十几条重要商路的节点，沟通东西欧、意大利经德意志到北欧，从克拉科夫到巴黎、从米兰、佛罗伦萨到柏林、汉萨同盟、从君士坦丁堡到安特卫普、荷兰，四通八达，让这座城市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节点，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和皇剑就存放在这里，这里既是帝国的自由市，也是皇帝巡回的几个城市之一。
欧洲政治的一个特点，政治中心总是经常移动，漂移不定，尤其在政治结构较为松散的地方，这其中，尤以神圣罗马帝国为最，中央政府都四处巡游，而其他国家大多是中央政府不动，但地方政府却游移不定，以地方法官为中心，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修道院却停于一处，这有两个方面的优劣，游移的政治中心可以有效的节约成本，法官平时处理乡间的矛盾，缺点则是对地方的掌控力大大减弱，毕竟没人看着，政府的威信很难建立，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民族主义的原因，让民众自己集中在一起而不是靠政府，这样就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
而修道院建在那里就不会移动，因此一些政令通常会通过修道院下达，这样的话，修道院由于其稳定性导致在地方上的威信很高，长时间的接触让民众较为了解修道院的低阶教士们，缺点就是成本较高，土地、伙食、传达政令、教谕，这些都是需要成本的，
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中央政府做不到的事情，教会可以做到每个村子都存在呢？为什么人们会说“宁愿没有政府，不能没有教会”呢？
那就要说到政府和教会的经济来源了，政府主要靠税收，不管是农业税还是商业税，抑或是战争税，而教会不同，教会有一个固定的税收-什一税，这就和政府的农业税大致可以抵消，教会有土地，本身就是大土地主，而这部分土地基本在各个国家都是免税的，教会经常会得到贵族的捐赠，甚至包括各国的王室、皇室，这是政府得不到的，就这样，教会仍然做不到收支平衡，于是教会开始出售赎罪券，靠这个手段大肆敛财，这么一比，任何一个基督国家的政府都比不过教会，教会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富裕的单位，
再发散一点说，法王为什么能靠着他的那些领地对抗手下的那群诸侯？单论起土地面积，现在的法王和诸侯们基本相当，可是，法王控制了教会，这就使得法王成为了当今欧洲唯一收入超过百万杜卡特的大国，勃艮第公国是九十万杜卡特，君士坦丁由于连年战争，再加上贵族的中饱私囊，君士坦丁堡每年能够收到的税收大概在八十万左右，这个数字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税收大致相同，对比一下君士坦丁掌握的国家面积和法王掌握的国家面积，你就可以知道法王到底是多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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