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要诛腐儒之心，就面临着一桩绝大难题，那就是“道统”。他立起“变局卫道说”这杆大旗，号称大清和自己是卫护道统，如果这道统还是腐儒心中所想，嘴里所说的道统，那就跟他所行之事发生了冲突。
腐儒，也就是明清以来的理儒，他们所言的道统，是三纲五常、亲亲尊尊。但别忘了，儒家还讲一个权变用来作缓冲。所谓“小杖受、大杖走”，所谓“无道当伐”，这些圣贤言，还横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前。理儒还更借天意，借民心，借一张嘴和一杆笔，握着限君之权。不管能不能变现，但这权依旧立在他们心中，是他们天生该得的。
满清入关是窃占华夏，不仅得靠汉人打天下，还得靠汉人里的读书人治天下，不敢也不能将理儒尽数摧折。剃发易服一举，最核心的需求还在于从形式上握住汉人对满人的恭顺。
之下的统治实质，满人没有根底，不像元朝，靠自己的武功得天下，靠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治理天下。不管怎么糟糕，那都是蒙古人吸收阿拉伯和华夏各方思想融出来的大杂烩，对汉人怎么想不是很在意，因此元朝的“文治”很是粗疏。
而满清是驱策汉人得的天下，怎么治理，也只能靠汉人，对汉人文治格外注重。就如寄生体，它仍要所寄生的这个人能活下去，反抗和自我意识得割掉，但还得容这个人能有人的基本意识，可以自行找食。
理儒就是这个人的基本意识，它能维持着这个肌体存活下去，给满人寄生体供应营养。这也是康熙大力推行“仁治”的原因。平心而论，不管是庄家《明史》案，还是《南山集》案，规模都不大，程度也不烈，毕竟那时的理儒，亡国剃发之后，本就自律了许多。
但理儒根底里的一些东西，还保留着这个人的一丝自我意识，有意无意地在排斥寄生体，这就是理儒所坚持的道统。
这个道统向下的部分，满清寄生体无意干涉，包括官僚、科举、宗族和道德治国。但向上的部分，明朝时被用来限君权，在满清寄生体看来，就是不好的东西。其中的华夷之辨，更是华夏大义，与寄生体安稳吸血格外犯冲。
还好，理儒所托之儒家，本就是融汇了诸子百家所论，两千年传承，不断演化下来的，并非一个浑然无懈的体系，其中关于“大义”这部分的内容，自身就存着一桩矛盾。
那就是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伦，到底谁该服从谁。
华夷之辨有地域论、民族论和文化论的区分，到理儒时，已基本定为文化论，也就是只要守“道统”，那就是华夏，废道统，就是夷狄。因此满清尽管剃发易服，但讲三纲五常，亲亲尊尊，也就是守住了道统，此时北面理儒都觉得，满清能算华夏。
或者说，就算不是华夏，但是满清摆出文治架势，理儒觉得能将满清变为华夏。
可雍正觉得，自家老子康熙在位时，演戏演得过火，把这帮理儒宠坏了。让他们觉得能循着与康熙演戏的这个套路，可以伸张他们理儒的治政理想。瞧，从吕留良牵出的读书人之心再明显不过，他们还觉得读书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治国理想。
“真是会丢烂摊子的父亲……”
想到自己花了三四年，才将康熙朝丢下的钱粮窟窿补全，雍正就是一肚子气。
理儒之势，不能再这般蔓延下去，而要理儒转变为听话的犬儒，就得对“道统”的内涵作一番调整。
大清所要的道统是什么？什么华夷之辨，滚蛋！君臣才是至高大义，君臣大义高于一切，这就是大清和我雍正所守的道统。
这本来也是你们理儒所倡的嘛，你们讲亲亲尊尊，血脉之道。由父子、夫妻、兄弟之礼推及到君臣之伦。现在就得从君臣往下推，没有君臣大义，就没有父子、夫妻和兄弟之伦，三纲不存，五常何在？所以这君臣大义，是道统里最重要的东西。
华夷之辨，是跟君臣大义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有了君臣大义，以及君臣大义之下的人伦，这才是华夏。没有这一套，就是夷狄。
这可不是他雍正的新倡，自董仲舒而下，汉人帝王，都将这一桩事作为至极之求，遗憾的是，汉人之君实现不了，异族之君才有可能实现。
既然他这个满人之君，能真正立起君臣大义，那么守这君臣大义的臣，就不再可能是理儒，而是犬儒，奴儒。
想到这两个经常在南蛮报纸上见到的名词，特别是“犬儒”一词，雍正心说用得真是妙，大清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读书人。一国不一心，怎能行得大事？而这一心，自然是应在他这个皇帝身上。其他的人，以君心为唯一，就如犬奴一般，乖顺办事，自能比那人心纷杂的南面雷厉风行。
听了雍正一番讲解，要以此道统来教诲曾静，同时整肃读书人之心，张廷玉叩首道：“此书莫若取名为……《大义觉迷录》。”
大义，就是强调君臣大义才是道统之要，觉迷，则是显示曾静洗心之路，雍正点头：“着翰林院速速拟稿，以君臣大义为纲，批驳吕留良之说以及曾静妄语。”
之前印的小册子，仅仅只是诸项批驳，不成体系，现在则是要系统地阐述雍正所举道统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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