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你不还是形容出来了嘛。谢谢啊。”科摩斯说。
那对会听的眼睛轻快地扫过桌子，好看看大家对这句伤人的评论有什么反应。但与此同时，他的嘴还是没闭上，还在讲述着伦敦东区[85]的两户人家对他的感激之情，而且绝不会忘记告诉大家，正是因为他公正无私的奉献，才让他们如此感激。格里奇夫人不得不把她没讲完的破汤碗的故事咽回肚子里，没能讲出她后来是如何在哈罗德百货配到一样的汤碗的。就像一种进口花，它有时会开得格外鲜艳，在各种相形见绌的本土花的簇拥下，很快就融入了新生活，一览众花小。斯蒂芬·索尔就是这样，在晚宴上他可谓是抢尽风头，让大家都忽略了这个宴会原本的主题。塞雷娜这时露出了无助而又抱歉的表情。到了该喝香槟的时候，弗兰切斯卡借着给大家倒酒的机会将话题引回了原本的主题上，大家终于都松了口气。
“让我们为了健康干杯，”她说，“科摩斯，我亲爱的儿子，为了你一路顺风，为了你将来的富贵荣华，为了你工作期满后安全愉快地回国，我们干杯……”
当她举起酒杯时，她的手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香槟洒了一桌，在桌布上冒着黄色的泡沫。这显然不是个自在、吉利的晚宴。
“我亲爱的妈妈，”科摩斯大声说道，“您一定是一下午都忙着为健康干杯了，手才会抖得这么厉害。”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满不在乎，高兴地笑了笑。但乌拉夫人再次听出了他笑声中的恐惧。格里奇夫人则表现出了同情，正忙着告诉弗兰切斯卡有两个实用的办法能把桌布上的酒渍洗掉。
生活中勤俭节约的琐碎小事本不需要格里奇夫人格外地去关注，但她还是认真仔细地研究透了这门学问，就像一个居住在平原地区的英国孩子，他宅在家里，决心要背熟所有世界著名山峰的大小和高度一样。与她性格、思想差不多的女性，大都能牢记住皇室成员们最喜欢的颜色、花朵和圣歌。虽说格里奇夫人不擅长这个，但她一定知道放久了的萝卜还有什么用处。
弗兰切斯卡没有重新说祝酒词，好像一丝凉意浇在了欢庆的气氛上，她只是重新倒上了酒，并为儿子的健康干杯。其他人也纷纷照办，科摩斯只说了句“非常感谢大家”，就一口气把酒喝光了。虽说客人们挺不自在，但并未出现任何尴尬冷场的状况。亨利·格里奇是个游刃有余的思想者，而且他喜欢出声地思考；在下议院，他虽身披沉默的斗篷，但在私下，他却将其摆脱得彻彻底底。他可不打算一晚上都只做索尔先生的听众，听他那关于好善乐施的长篇大论，于是他瞅准了机会，开始讽刺当前的政治事务。乌拉夫人在自己家已经习惯了这种事情，她坐在那里，漠不关心、隐忍有加地听着，就像一个爱斯基摩人在北极的冬天再经历一场暴风雪一样。塞雷娜·戈拉克利看到自己带来的客人不是唯一一个喧宾夺主的人，着实松了一口气。但索尔性格十分倔强，他坚决不允许一个喋喋不休的议员一直讲下去，让自己晾在一旁。亨利·格里奇停顿了一下，被自己一针见血的讽刺给逗乐了，这时，索尔趁虚而入，那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又席卷了整个宴席。
“哎呦喂，你们这些个政治家啊！”带着一丝满足的优越感，他感叹道，“你们总是在事情该如何处理的问题上争个你死我活，后果就是，你们总是一事无成。我给你讲讲在布林迪西[86]的时候，一个信奉独神论的马贩子是怎么评价政治家的，好不好？”
布林迪西的一个独神论马贩子出其不意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亨利·格里奇在反对党前座练出来的俏皮话一下子没了用武之地，只能跟太太的破汤碗故事一样，还没讲完就被打断了。索尔的故事和话题一个接一个，他主要谈到了贫穷困苦、挥霍浪费、开垦土地、改头换面等等，整个晚餐剩下的时间几乎都让他占去了，没人插得了一句嘴。
“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让人们去思考，”他一边说，一边用他那对突起的眼睛望向女主人，“要让人们去思考，真是太难了。”
“但不管怎么说，您还是给了他们机会。”科摩斯说道，显然话里有话。
当女士们都起身离席的时候，科摩斯探过身去捡起了乌拉夫人掉在地上的一只手套。
“我都不知道你家养狗。”乌拉夫人说道。
“我们没有养啊，”科摩斯说，“家里没有狗。”
“我发誓，我今晚看见有一只狗，跟在你屁股后面穿过了门厅。”她说。
“一只小黑狗，有点像西帕凯犬？”科摩斯低声问道。
“是的，就是那只。”
“我今晚也看到它了。我刚要坐下，看到它从我椅子背后穿了过去。别告诉其他人，不然会吓死我妈的。”
“你以前见过这只狗吗？”乌拉夫人立即问道。
“见过一次，我六岁的时候。我看见它跟着我爸下楼了。”
乌拉夫人沉默了。她知道科摩斯六岁时就失去了父亲。
客厅里，塞雷娜急忙为她多嘴的朋友说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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