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叶向高的帮助,其他几位阁臣先后同意了朱由校的想法,把他原先制定的计划,迅速的加以贯彻实施。短短几天时间里,所谓逆案中最核心的王家和郑家就被定下了罪名,王兆铭、郑国泰和王永斗斩立决,除了几个年龄实在太小的娃娃得到赦免,其他的成年男丁全都秋后问斩,原本显赫一时的王家和郑家彻底云消雾散。
除了王家和郑家,这次逆案还牵涉到了大批的人,郑家还好,只是个凭借女儿发家的暴发户,虽然显赫了数十年,可一朝崩溃,受到牵连的人却并不太多。能够上台面的,更是少之又少。
可王家却不同,王家传承百年,声势显赫,又和各方势力广有联姻,比如张四维,这个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就是王崇古的外甥。朝廷要抄王兆铭的家,几乎是在硬生生拔掉晋党,不但晋地的士林反对,其他各方势力也纷纷掣肘。
不过,王兆铭父子谋逆的罪名清清楚楚,又有王在晋挥舞着追查走私的旗号在一旁策应,还有王家勾结白莲教窃取大明气运这样的大杀器在,朱由校所需要考虑的,仅仅是株连的范围有多大,而不是王家的旧亲戚是何意愿。
一时间,三晋大地哭声不断,从京城赶过去的抄家队伍不断奔波,敲开一家家地方势族的大门,把他们的家主打入监牢,把他们的财物装上大车,把他们的土地店铺登记造册。仅仅在蒲州一地,朝廷就抄出了上千万的财物,这还是抄家差役中饱私囊后的结果。
对此,朱由校龙颜大悦,大笔一挥,就免去了山西本年的赋税,又拨给山西和抄家所获价值相等的银元,让山西地方整修道路兴修水利,成功的安抚了山西百姓的不安情绪。
不过,对山西地方势力进行打击,已经是天启三年的事情了,王家定罪的时候已经临近年关,天启二年已经没有时间可以利用。而对山西百姓的安抚,却是天启四年的事情,此时天启新政已经成功的实施一年,算是扎下了根脚。而对王家羽翼的清理,前前后后,竟然持续将近一年。
时间持续这么长,一方面是因为株连到的家族需要一一甄别,另一方面却是为了给新政保驾护航,很多对新政怀有敌对心理的官吏士子,都被安上了王家同党的罪名,被流放到各处偏地僻壤,为当地的文化发展做贡献。
可不管怎么说,通过对王家的打击,朱由校终于树立了绝对的威信,处理政务时,已经有了撇开内阁单独决定的能力。而这样大的权力,却是太祖、成祖两位皇帝后任何一位皇帝都没有做到的,就连善于权术的世宗皇帝,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当然,朱由校大肆排除异己也不是没有后遗症。由于王家勾结白莲教窃取大明气运一直在民间私下流传,一些野心勃勃的人就误以为大明气运已尽,天下到了该改朝换代的时候了,纷纷揭竿而起,高迎祥、张献忠等等,纷纷在陕西起事,而四川、山东,也有些山贼草寇趁机作乱。
可现在的大明却和朱由校记忆里面的那个大明有着明显不同,建虏这个外患受到极大打击,被驱赶到更北,更冷的地方挣扎度日;蒙古这个大明的世敌被人为的分割成两半,正在互相攻伐,两者都不能给大明制造太多的压力,使得大明有更多的精力在内政上,兴修水利,劝农劝桑,赈灾放粮,组织移民,各地百姓的日子要给另一时空中好的太多,高迎祥等人舍命一搏,完全是不合时宜。
况且,朱由校可不是崇祯皇帝那样的糊涂虫,不会在抚剿上摇摆不定,高迎祥刚刚起事,朝廷的新军就压了过去,一阵排炮过后,新军士兵就开始抓俘虏,大大小小的头目全部处死,剩下的乱党不管是不是被高迎祥强行逼迫的,全部发往台湾垦荒,完全是种快刀斩乱麻的节奏,却错有错着,陕西的治安为之一靖,官府组织生产自救的时候,也少了很多的杂音。
可惜的是,陕西积弊已久,除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外,还有统治中心东迁,经济中心南迁,整个大西北被排除到大明经济循环体系之外的原因在里面。朱由校虽然加大了对陕西的投入,帮着兴修水利恢复生产,可番薯、玉米大量种植,东昇粮行广设网点的结果,却只能满足当地百姓的吃饭,整个陕西依旧处于整体贫困的处境,需要朝廷从东南地区输血,才能保持地方稳定。
因此,在新政上了正轨之后,朱由校的精力一直都在陕西的发展上,琢磨着如何才能把西北地区纳入大明的经济体系,好让陕西重新恢复昔日的荣光。
可事与愿违,陕西离东南膏腴之地太远了,又没有便利的水上交通,在这个各地产出同质化十分严重的时代,陕西的商品到了东南根本没有竞争力。即便是东南海上贸易量大增,出口商品急缺,也没有商人愿意千里迢迢的到陕西进货。
有鉴于此,朱由校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到丝绸之路上,希望能重新恢复丝绸之路,让陕西的产出从陆路出口。
可惜的是,朱由校连续找了几个陕西籍或者在陕西做过官的大臣后,却惊愕的发现,自汉朝开始,延续近两千多年的丝绸之路,到了现在已经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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